22年后的自白

我不太能分清怎样算作剧透，所以还是打个标记吧

昨天看了《明侦》的北方慢车谋杀案，三次轮回都围绕了家庭暴力，在第三世，终于有人站出来反抗，但是却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鬼的角色更极端，她由被施暴变成了施暴者，小时候，父亲对她使用家庭暴力，婚后她对她的丈夫使用家庭暴力。

这部电影的反转还是有点意思的，在“四方会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凶手是谁了。

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可恨之人也都有可怜之处”。

那么，对于某些“人祸”，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呢？我们都被告知要“宽以待人”，对人要宽容，小事也许可以，但是如果真的遇到极端事件，比如这部电影里的，亲人被无辜杀害。这样的情况，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宽容？这样的情况，我们依旧应该宽容吗？

我想，不应该，这份仇恨我们应该记住，但是不能作为我们伤害他人的借口。以暴制暴是不对的，让无辜的人经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其实也是不对的。

质感很好的电影（尤其前半小时），后面就有问题了。 主要问题出在剧情上，而排除剧情我还是很喜欢这片子的，无论是录像带样纪实的画面，剪辑的节奏上，还是演员的表演。 剧情上的问题还是源于翻拍。 韩版算是水平中上的一部作品，拿来翻拍也未尝不可。 但别人作为一部原创作品，无论怎样的情节，都是和结构统一的。 就比如被日版删掉的遗属复仇团剧情，虽然很2（真的是很2，我当时还笑出声了），但融入进了整个故事里，至少并不让人觉得很突兀。 日版大概是导演也有一些野心，他并没有满足于翻拍，而是要利用原版的元素进行编排，重新构成一个片子，那么就产生了很强的拼贴感。这种拼贴感在铺谜面的前期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到了解谜的后期，就导致整个片子结构散架，情节散架，甚至人设也对不上准星，观感很差。

比如韩版本身的案件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反社会的愉快犯犯下连环杀人案（以及监禁、强奸等暴力行为），遗族为了揪出杀人犯，冒充犯人。这个反社会的愉快犯，本质上来说就是天灾，杀人动机没啥逻辑，落你身上算你倒霉，比较简单化的处理，你这样才好去拿出笔墨说受害者家属和警察那边的戏吧。 但是日版首先加了个新人设，就是嫌犯变成了个苦逼的PTSD。那么日版中根据韩版逻辑、复制韩版情节设下的这个引犯人入套的陷阱根本就没立足之本了。日版里伊藤英明还振振有词的说根据案情判断杀人者是个自我陶醉型人格（韩版人设），所以设下了圈套引他上钩，但最可笑的是你都把人设改了，他就不可能会因为这种圈套上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上钩了，这就显得非常愚蠢了。 而且本末倒置的一点是，重新设置杀人犯看似带来了新的悬念，但给一个完全不重要的角色（说是游离于剧情之外都可）那么多闲笔，还单拉出一条线来，这种一厢情愿的“悬念”也是仅存于创作者的幻想中了。

删掉了遗属复仇团的整段剧情，把遗属们打散成一个个元素，也没有余力去挨个描写。所有人都是浮光掠影，给不了人啥印象。夏帆那么可爱，也看得出来很努力的想立住一些人物性格，但根本没空间给她去展现，这很气人。

因为缺失了剧情，导致“杀人犯→受害者家属”这个反转前置，也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并没什么空间做伊藤英明和饼哥的对手戏，那么反转力度就不是很足了。导演也是知道这一点，特地加了个傻屌代理人的反转，勉强还算OK——但也让我“求求你们好心一点不要安排那么明显的真凶哪怕真的是个路人也好”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真凶，他就是那么的明显。

当然这个反转力度不足，有另一个原因是重新编排剧情，不得不把小帅哥整容成饼哥（……）的剧情后置（原作应该在影片开头）。还是那句话，用自己的节奏讲别人的戏，怎么都讲不好。

归根结底，原本这个反转价值也不是那么高，大概属于一个“哦”级，出乎意料之余算不上惊艳。原作最好的一个反转，其实是“时效已过无法追溯的案件，却因为犯人的疏忽有了转机”。这个反转本身有一口气在里面，还有一定的警世意义，告诉你做人不要太跳，不要随便虐人家泉水。在韩版的场景（电视台对峙）下，整个这段戏翻译过来就是：“草您亲妈，装TM最聪明的，吃瘪了吧”，至少这是很让观众满足的设计。

日版就奇葩了，跟着一个毫无意义的悬念走到最后一个舞台，老生常谈的蜜汁告白，蜜汁打斗，蜜汁劝善之后（这些韩版其实也有，不过这时候观众已经爽过了），突然抛出反转，把反转当成劝人不要做错事的筹码，力度就很削弱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至少跟韩版一样都联系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导演和编剧还是比较用心的吧。

问题还是出现在翻拍的患得患失上。导演或者保守一点，只把背景事件置换，完全翻拍原作；或者激进一点，在保留两个核心反转的基础上抛弃原作，重设剧情，我想都会比现在这种把原剧本打碎了东拼西凑找能用的东西会更好看。不过搞一部电影总归免不了出现或多或少的互相妥协，光是指责导演编剧似乎也有失公允。这种大人的事情是会让人觉得片子蛮可惜的。

因为中间小睡一会儿，可能漏过了一些剧情。不过还是说有三点疑惑。

一是神堂为什么要杀里香，按他的杀人逻辑来说，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亲人应该活在世上感受痛苦才对。（所以片里应该补充一点，就是神堂知道远处爆炸案，死的不是牧村，所以临时改变计划，杀里香，让牧村痛苦。）

二是命案一共六起，涉及的亲属应该有六户，一户是牧村·拓巳，一户是警官亲属，一户是医院家属，一户是唇钉男和奔驰车男（他的后爸），还有两户受害者没有提及，他们的现状呢？对案件的反应呢？（就算不愿追究，群像里也应该简单带过吧？）

三是神堂的犯罪动机，片中解释，他创伤后遗症想要有人跟他拥有同样的痛苦。可这么多年来，他对涉案家属并没有跟进，除了他知道死了哪几个外，他并没有感受到他原本想要感受的“别人的痛苦”，没有享受到病态的“快乐”，反而是把新闻主持人的工作越做越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活着。（他喜欢看别人痛苦表情的设定，所以他应该一直围绕在受害人身边才对）

最后神堂被唇钉男捅，意思应该是死了。其实这样才是完成了他的心愿，他在迷惑拓巳未果后，唇钉男自发成了痛苦的实行者，这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好的结局，他完成了塑造拓巳和唇钉男两个作品，一个是杰作，一个是惊喜。他最应该的是被投放进监狱里，体验与他完美主义完全相悖的混乱的监狱生活，还有监狱里都是施暴者，他们只有愤怒，没有痛苦。这样神堂的痛苦才能被永恒的放大。

这个片子的制作还是有用心的，九几年画质的调整，几位主演的演技，音乐加持，多加一星。

拓巳真是一个温柔的人，安慰里香时候说的话，不是说“那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帮助别人所以不要自责”，而是“你以后可以帮助更多人”，不是极力劝说她没有错而是给她一个对未来的期望——实在太温柔太会安慰人了嘤嘤嘤。他没有走向黑暗，应该就是对神堂最好的惩罚了。

最近，特别喜欢观看反转类的电影。比如《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比如：《调音师》等等。之所以喜欢这类型的电影，大概就在于这些电影可以带来“爽”感。这种“爽”感在于突然之间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前面是这样。比如《第六感》。前面的部分，一直在讲布鲁斯·威利斯打不开房门。自己也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不知道这是要表达什么。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看完结尾，你再回想这么一个细节，你会惊诧，你会震撼。这种惊诧与震撼，带来了一定”爽感“。

佛陀讲“悟”，当一个人悟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是“悟”带来的由内而外的喜悦。比如：一件久久想不通，也无法释怀的事，忽然之间，想通了，天地之间瞬间明亮。这时候的你，就处于“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带来一种“爽”感，顷刻之间，活蹦乱跳。这跟得了第一名，得了什么奖之类，有所不同。那个喜悦是来自外在，而这个喜悦有心底而起。

悬疑片还满足了人类一种心理需求，即蔡格尼效应。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不知道幕后真凶是谁，所以我们一直要看下去，看下去，要满足内心的“答案”，来“补全”脑海中的那个小缺口。

《22年的自白》有多处反转：第一处反转，曾根不是凶手，是骗子。第二处：真凶出现。第三处：真凶不是“真凶”，是花钱雇来的。第四处反转，刑警才是写书的人。第五处：曾根是丽香的未婚夫。第六处反转是：节目主持人是凶手。第七处反转是：失效期没过。

一波又一波的浪花拍过来，我们应接不暇。但或许是太集中了，有反转带来的爽感，到后来，就疲了，只剩了“哦，这样啊。”如果节奏把控稍微好点，就像《调音师》那样，隔上那么一段时间，抛出一个反转，这样子，或许会更好点。

赞叹的是，这部电影的剧本改了37次，或许正是如此用心。剧本里的每句台词都显得很扎实，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处处都埋着一定的伏笔。总之，很满意。

这个影评是驳一驳那个先入为主有失偏薄的影评。

你说韩版的杀人动机没啥逻辑这种人设是简单化处理，日版加个ptsd人设解决杀人动机就变成人设对不上准心？随便杀人这种人设可以接受，ptsd想让人感受自己的痛苦人设就跟自我陶醉型人格冲突？恕我冒昧，您这逻辑怎么推出来？

还有你说简单化处理杀手，就可以过多描述受害者和警察。过多的描述受害者，这是韩版的故事好吧，和人家日版的故事大相径庭，描述什么受害者？受害者的作用都不一样，日版为啥要多费笔墨去描述托节奏的内容，还说人家拿自己的节奏讲别人的戏，戏的重点都不知道在哪，还说节奏，您配吗？

“杀人犯→受害者家属”这个前置，请问你是跳过了医院打架那一段，还是跳过了发售会救人挡刀子那一段？至于什么真凶是路人这种搞笑想法，还是看书好一点，电影看一下卡司阵容基本就猜出来了，别强行为了贬而贬。

反转不让你那么吃惊只不过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结局，而后面一个反转的设置，正是日版的独特之处，韩版故事的节奏你是找到真凶并绳之以法，所以那个反转是让观众爽到终于有结果，反转的目的是让凶手绳之以法。而日版的处理的目的是，防止勇者变成恶龙，前面的家属所采取的方式，包括反转之前，都是因为法律无效，所以我采取私刑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在日版看来，手段什么的已经无所谓，凶手死才是结果，但是日版中凶手再被揭露之后，却是一心求死，这就是韩日版故事的差距，日版的记者本身因为ptsd想让人感受他的痛苦，这是他的动机，所以男主杀了他就真正意义上完成他的愿望：1、他不想苟活下去，2、让男主因为自己的苟活无法原谅自己 3、杀了自己男主就跟自己一样是杀人凶手，真正变成最好的作品。所以这时候日版来了两个反转，第一个反转就是告诉他灯塔的事，这样私刑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是前提，第二个反转就是之前，男主在和妹妹求婚时候说的，“这不是你的错，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这是直接原因，这两个要素让男主放弃以私刑的目的去惩戒凶手，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而且这里男主人设的目的是他就是个普通人，他对法律之类的意识的没有哥哥那么强烈，所以反而坚持却不亲手杀死，对主题也算是一种升华。

所以韩版讲的是复仇记，而日版的故事重心更多的在后篇表达对自我的调节和矫正的重要性，人已经死了，凶手也会被绳之以法，调整自己不被仇恨犯下同样的错误，“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这就这么几个讲烂的话，做到又会有多容易呢？七宗罪里面皮特最后杀死凶手，看的是爽啊，但是生活还要继续，那让它更好的结束，也让自己有个好结局。PS：最后的彩蛋正好说明了自我调整的重要性。

（所以日版和韩版看似是一个故事，但讲的真的不是一个东西，不要踩一捧一，这片子也有些问题，但是瞎乱杠就算了）

日本电影近年来非常喜欢拍摄类似题材的电影，如《预告犯》，塑造一个去制裁法律无法制裁犯人、并且自身也拥有类似过往阴影的主人公，然后多展现社会舆论和公众对他的娱乐化消费与关注，来表现当代日本社会法律的无力以及日本国民“事不关己”的风气（这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的类似作品，最后都会落入视野过窄、主题过于单薄无力的状态，警察都是同样的“自身凭借法律无力制裁”但同时又要抓捕私情上不想抓捕的主人公，从而凸显法律的无力；而国民一方也是同样的说着一些隔靴搔痒甚至支持“天诛”之类的话语，来抨击日本社会的自私风气；而主人公最终也多会以生命来殉道，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段来呼喊自己的抗议。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电影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模式化的套路，虽然具体设定和背景、发展会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最终都会落入这一框架，难以跳脱出来。

相比这些作品，反倒是《错乱的一代》这样的电影，完全不涉及社会现状分析、社会弊端现象的揭露、主人公反社会人格成因解构，而单纯地来展现主人公“反社会人格”形成后的行为，强调其被社会现状扭曲后的暴力和破坏欲本身，直接用“社会所造成的结果”的展示反过来抨击社会，更有新意，而且形成了一种更为直接有力、完全不似《预告犯》等憋足劲头但又无处着力的艺术效果。

而这部《22年后的自白》，在大体的方向上，与《预告犯》等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相比后者，它在主题的表意结构上更为完整，主题上走得更远，立意表达上的构思相当严密，通过呼应、象征来形成立意的升级，并在最后漂亮收尾，轻轻一笔就完美地承载住了前边较为庞大的表意系统，可以说是举重若轻。

首先，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借用了现实性更强的社会背景：犯罪时效制度的取消。时效制度的实质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对犯人的追责权限。但是，犯罪时效制度所造成的过往的犯罪制裁不力，就这样被时间掩埋在了历史之中。本质上看，这个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过往因时效制度而无法看到犯人被制裁、悲愤终生的遗属的一种失责。犯罪的追责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权限，但遗属的痛苦是永远持续的。

另外，在本片中，实际上导演还设置了一层更大的社会背景，来将这个立意进一步升级，即日本的时代背景。在开场的部分，导演首先通过阪神大地震的相关新闻视频，提出了阪神大地震这一真实的事件；而后在播放了“与阪神大地震同时发生的杀人事件”的新闻片子并给出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后，用一连串的蒙太奇飞快地交代了日本20世纪末到21世纪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大事件，结合阪神震灾后飞快建设而起的高楼的画面，来传达了一个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建设，阪神震灾造成的阴影、与因时效制度而无法追责罪犯形成的遗属的阴影，同样地自动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了。用阪神震灾这个“日本当代最严重的事件”来呼应时效制度，使得影片的利益实际上从某种具体的社会事件升级到更广义的“日本社会”与“日本人”，而时效制度也成为了对此广义概念的象征和影射。导演借由杀人事件所抨击的，随着时间流逝而掩盖、人为淡化的阴暗，并非某一特殊事件，而是这样一种日本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的趋势。

而在本片中，同样也通过日本国民这样一条暗线的构建，反映了这个立意。在开场的一连串蒙太奇中，可以看到当时国民与社会舆论对于杀人事件的激烈反响和对办案不力的警方的严正谴责。但是，随着影片进入当代的段落，导演多次使用网络直播的弹幕、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电视中的画面等一系列“经由国民之口”、“社会舆论与媒体之视角”拍摄出的东西，来拍摄公开身份的杀人犯以及相关事件。借此，导演刻意地强调了“社会舆论在当今对此事件的看法和反响”这一要素在片中的重要地位。与开场中的舆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时代下，国民将杀人犯当做一个娱乐化的人物而消费甚至崇拜追捧。这样的对比和反差，无异于是将导演抨击的对象---用时间来淡化过往的群体，扩展到了日本国民，使其上升到了一种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某种国民性的层次。

而对于影片中的剧情展开与人物设置，自然也是紧密地贴合了主题。首先，杀人犯自我揭露的整个事件，实际上恰恰变成了一种抨击。在过往即将被彻底淡化的节点上，通过这一事件，再一次唤起了即将被选择性忘记的黑暗与过失。由于这个事件，本已随着新闻热点的变化而被媒体抛弃、社会忘记的遗属，再一次被推到了台前，让这些遗属并未随着时间而掩盖的痛苦再一次暴露在了所有人眼皮底下。而在最后揭露事实的部分中，不惜整容也要追查凶手的妹妹男友、因为自身的过往黑暗经历而产生痛苦的犯人，都成为了同样的、过往无法淡化而痛苦的存在。想要杀死犯人的两个遗属、几乎绞死犯人的妹妹男友，都印证了犯人所说：“你就是我的影子”（此时还特意用了两人在电视上的倒影的镜头，来强化这个概念）。犯人与所有遗属同样，都痛苦到要用杀人来排解的程度。

同时，在人物设置和剧情发展中，导演同样没有忘记对真实性的强化。在影片展开的部分中，阪神震灾可以说是和事件息息相关。主角失踪的妹妹，即是从受灾地来到了东京的。而在她初到警察公寓的段落中，因为看到晃动的灯而联想到地震，产生了恐惧。这揭示了她对于震灾而产生的痛苦阴影。而随后，当她和男友准备结婚，似乎可以摆脱阴影迎来新生活的时候，她却失踪，而男友也拿着结婚戒指跳楼自杀。通过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持续捆绑和呼应，这一幕实际上再一次将本片的所指从单纯的杀人事件、杀人时效的取消的层面，上升到了更广义的“日本的所有负面社会事件”这个层面----阪神震灾中受到阴影、生活被破坏而无法重建的妹妹和男友，正是另一种的“杀人事件中的遗属”。而正如开场段落的蒙太奇中展示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受灾地得到重建，随着社会事件的更新时间不断推移，阪神震灾不再得到关注，受灾的阴影也逐渐被社会淡化忘却，但受灾者的痛苦却是无法终结的。并且在妹妹被杀的段落，导演也不忘记要将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进行捆绑来完成立意的升级：妹妹死前称“自己应该在地震中死去”。借此，导演强调：对于经历者来说，过往的痛苦是无法随着时间淡化的。可以说，在全片中，导演持续性地保持着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高度结合和同步，以此来不断地让电影的立意升级，从对某一单一社会事件的抨击，升格到对“对任何社会事件都选择忘却和淡化”的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趋向的抨击。

并且，在“警察”这一人物的设计上，本片也与类似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本片中的警察并非单纯追捕凶手的“为正义而生”的存在，而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和前辈都死于杀人事件。因此，对于警察来说，他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因时效制度而导致无法伸张正义的愤怒和无力，同时还与遗属们一样，拥有无法通过时间淡化的过往阴影（当他走回到妹妹死去的屋顶时，他从有照明的地方走入忽明忽暗的走廊，然后进一步进入完全黑暗的天台，象征着他走入过往的黑暗）。这样一来，比起同类型的警察人物，这个人物能发挥的作用无疑更多、而且形象也更为立体且有说服力了。他既有着作为遗属的痛苦和越过法律制裁犯人的冲动，但也有作为警察不得不遵从法律的立场，这样的纠结使得他的痛苦变得有说服力而且深刻，而这种不惜引诱犯人出面才能排解的、深刻的痛苦，则强化着影片的抨击力度。同时，借此设置，导演在保持本题材一些“固定模式”的前提下，刻意地突出了“遗属的痛苦”这一因素。他动用一切的人物和设置来强化作为遗属以及事件直接关联人的痛苦和阴影，来传达一个信息：比起单纯的“法律无法伸张正义”这种概念化的东西，法律的过失导致的无法终结的事件相关者的阴影，才是这一过失最严重的后果；掩盖与淡化过往所造成的对“人”的亏欠，才是这个行为最大的罪孽。

而同样，本片当中的媒体一方的设置，也与警察同样，比同类型的角色拥有更丰富的作用。一般影片中的媒体人的塑造，大多停留在“娱乐化、消费犯罪事件来获取眼球”的定位上，被用作对社会舆论的批判。本片中同样有这样常规化的部分，但不止于此。在全片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拍摄”类镜头：对真凶，著名媒体人的纪录片拍摄。而在最后的高潮段落，同样有纪录片摄制组的机器在拍摄真凶暴露本来面目的全过程。借用这样作为影像永久保留的摄像机拍摄画面，导演强调了：过往的痛苦不应该被淡化，而是应该被社会和国民永久铭记的。

影片的结尾是一个有趣的部分。时效制度的取消最终应用在了这个案件上，而这个案件中相关人的阴影也将不再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将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弥补。一切似乎都走向了HAPPY ENDING。但是，在最后的镜头中，导演却让画面长久地停留在了犯人即将发行的犯罪自白小说上。这一幕强烈地预示了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是杀人犯》一书发行时情景的再演，社会舆论和国民即将再一次像上一次一样，娱乐化地追捧这本书和这个事件。这个收尾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接住了此前导演一直在升级的立意：从时效制度取消这一社会事件，上升到日本广义的国民性和社会性层面。借助时效制度的取消，杀人事件通过法律角度得到了“不被淡忘”和痛苦的弥补。但是，从国民和社会舆论的角度上，日本人依然正在、也将会一直持续着对过往阴影的淡忘，这种国民性的方向，是法律层面远远无力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