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直播

《恐怖直播》是一部商业电影，很多人对商业电影有偏见，要么一桶爆米花，要么是东西往观众脸上砸。但如果据此认为，商业电影营养不高又不值一提的话，这样的判断也是错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观众陷入到看电影的误区，看艺术电影的认为自己比看商业电影的高端，看商业电影的又认为看艺术电影的装叉。实际上，一部电影只有好与坏，根本不需要区分商业和艺术，无所谓主流和独立。单就看电影这回事，学会“艺术地看电影”才是重中之重。 　　 扯这么多，它当然和《恐怖直播》有关，这部电影不仅有话题和现象，更有创作者的艺术追求。除了开场不久的短暂离开和一些城市大全景，这部电影几乎把空间场景完全压缩和限制在演播室内，极其罕见。就连结尾爆炸的惊人一幕，主人公都没有离开过房间，而是带着一种平静的笑容。绝大多数商业电影都不敢这么玩，一来观众容易视觉疲惫，二来对剧作和演员的要求都很高。结果，《恐怖直播》做到了，用电视直播的镜头切换来完成衔接，用特写和声音来制造紧张矛盾，在有限的时间内，爆发出最大的戏剧能量。 　　 《恐怖直播》令日常生活变成一片空白，更没有出现好奇又惊恐的街头看客。从广播节目开始，它就处于极端紧凑和忙乱不安的戏剧状态。对主播尹英华来说，这就相当于屏蔽了他所有过往，并且他最终也没有离开过镜头。他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正常人，他是中间调停方，需要和恐怖分子对话，个人私事也会被翻出来直播，哪怕只是充当阴谋论的一部分。但换话说，只有在镜头前面，一个媒体人才是真实、生动跟鲜活的。电影也告诉观众，媒体和媒体人无非是被后期加工编造出来的虚构形象，它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过滤后的集体意见反映，一个标签和符号。表面上，媒体拥有足够多的话语空间，有批判曝光的自由，可面对国家机器，它终归是太过无力，任人玩弄。 　　 很多韩国电影都翻出过陈年往事和无头悬案，借此来鞭挞政府，批判其专断独裁，草菅人命。骂政府、对官僚体制感到失望，这些确实已经不新鲜了，但像《恐怖直播》这么抽筋剥皮，恨之入骨的，那还真是少见。当走到恐怖袭击的地步，实际上，弱势一方已经放弃了对话的可能。《恐怖直播》偏偏苦等一个象征性的总统道歉，不禁让人想到台北街头的洪仲丘案件，再不然还有英剧《黑镜》里面对政客的挖苦嘲笑。 　　 影片并没有一味的反体制，更不是一上来就追求无政府主义的冲突暴乱。很长一段时间内，尹英华都在努力尝试——哪怕这种努力是虚伪的，抱有媒体的天然嗅觉和功利心理，他还是希望能救下桥上的无辜人员（里头有他的前妻）。他也抛出过健全法律、改变体制之类的苦口婆心，无奈并不奏效。接连的挫败以及恐怖袭击和血腥场面的上演让他陷入心理崩溃，从而瓦解了他在一开始的固有人格，恢复到正常人的本性，同情、恐惧、机智、焦虑，五味杂陈，最后只能为自己说话。甚至，他代替总统说了道歉，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也化身成一名恐怖分子。就像杨德昌在1986年《恐怖分子》里说的，再正常的社会人，无论其外貌再没有危害性，他都可能会变成一名恐怖分子。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灾难和厄运哪天会向你砸来。不同在于，杨德昌是对中产阶级和台北生活失望，而《恐怖直播》是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具体实指。 　　 当高楼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压向韩国国会，置身其中的人们恐怕都无法脱离干系。这也是周围现实常常上演的惨剧，所有人都坐在一趟疾行的列车，置身于一个火药桶，同时也面对一座即将坍塌的高楼。或许就像贾樟柯说的，这是天注定。你可知罪？【mangazine|名牌】

一个屌丝青年，为了给父亲报仇，从不知什么途径搞到了能够炸毁两座摩天大楼和一座大桥的巨量TNT，把它们放在了汉江麻浦大桥、韩国著名电视台SNC（剧中虚构）以及旁边的一座未完工的大楼之下，炸药的当量和位置被控制得恰到好处，三个爆破地点均位于首尔的繁华地带，每天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这哥们儿竟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痕迹没有一个人察觉，更奇葩的是，这人还溜进SNC大厦中，把至少两枚微型遥控炸弹和一枚赝品植入耳机，同样没有被人发现。更更夸张的是，作案那天，该屌丝嚣张地频繁向SNC电视台打入电话，利用电视直播向全国宣告自己的目的，期间电视台还曾向该屌丝的银行卡汇入巨款，肆无忌惮到这个份上，有这样多的破绽，警方竟然迟迟无法对他来个精准定位，最后还让他得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摇摇欲坠的SNC大厦中。尼玛一百多年前汪精卫刺杀大青果摄政王，大青果没有摄像头，没有特种部队，都能把他给抓住，一百多年后的大韩民国竟然废柴到了这种地步？这TM到底是韩国还是索马里？

有些文青说了，虽然这剧情槽点多，可是三观正啊，揭露了政客的虚伪啊，替我等底层屁民出了口恶气。哦？那这么说抗日神剧三观也挺正的啊，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罪恶，替中国人民出了口恶气，怎么也没见哪个文青歌颂歌颂抗日神剧？更何况，抗日神剧起码屠的都是小鬼子，是凶神恶煞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这影片里屠的除了一个警察厅长，其余的，像困在大桥上的市民，记者，警察等等，哪个不是像那位屌丝一样的小人物？既然这屌丝牛逼到可以悄无声息地把巨量TNT放到首尔繁华地带，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搞电视直播，频繁地在一个地点朝一个座机打电话还不被发现，简直足以秒杀90%的特工，何不把这些手段用到两年前那起事故的负责人身上？在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身上耍威风算哪门子英雄好汉？论三观正，抗日神剧比这烂片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说到底，这片子在豆瓣能得高分无非是get到了一帮无政府主义意淫狂的high点。讲真，我对影片的意识形态没有太多特殊的要求，你宣扬什么主义无所谓，但是拜托不要侮辱观众智商。

男主向那个女警察求助拆炸弹，女警察答应好了，但朝摄像头看了一眼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按照女警察的职业素养，她调一下摄像头就能查出来是谁给男主戴的耳机，顺下去说不定就抓到凶手了。然鹅剧情并没有往这条线上走，而是像电视台那个老大预言的那样，人质死了才能结束…感觉有点东西，大概整部剧没人关心凶手是谁，到底为什么行凶，仅仅是为了面子跟台阶

我有一位朋友，毕业去了银行，做了前台，于是朋友圈的消息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对某个傻帽客户的愤懑之词，但她或许并不记得，自己曾抱怨过某银行对她的问题回答的太过简单，让她感到敷衍。 所以我们要反问，这部载誉甚多的电影，导演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是要讲述一个完整而紧凑的故事，还是要借喻社会现实，表达个人诉求？如果是前者，那影片可以打3星，如果是后者，恐怕只能打两星了，但显而易见——导演的诉求是后者。 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影片中出现的大量技术性硬伤，包括一个学生如何入侵电视台系统，如何制造出如此小型但具有高杀伤力的耳机炸弹，如何准确无误地将耳机装入那个脑满肠肥的官员耳朵……国安部门是如何的无能，居然连一个大学生的技术都攻破不能，又是如何的无知，连“我只是一个建筑工人”却能搞出如此精密的恐怖袭击这种天大的疑问都不去调查，又是如何的盲目，居然一步步随着恐怖分子的计划，几乎是言听计从的满足他的要求……看了一月有余，能回忆起的硬伤尚且如此之多，遑论其他。 所以，导演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搞一个严密的本格推理，而是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对社会现实进行一下抨击，对政治运作进行一下揭露——但可惜的是，这样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一种想象力的狂欢，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臆测。 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国的总统，会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出现在规定地点道歉，那这个国家的安保部门一定都是猴子——恐怖分子既然有能力在这座演播室安装炸弹，又怎能相信他不会炸了总统本人——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的诉求是：“你所要做的只是简单的道歉，就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出现？”似乎恐怖分子是一批信守承诺，为了崇高或者说中二目标，“道歉”，而不懈努力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一个脑满肠肥的警察高层，如同满足人们想象一般，发表了一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操作上都让人啼笑皆非的强硬表态，为我们营造出了完美的“站在人民对立面的高位当权者“的形象——真是想象力的狂欢，一切都那么完美的满足了我们的臆想，当然，他也大快人心地被炸飞了，人们便更加心满意足。 有些时候，人们就是希望看到社会丑陋的一面——严格来说，是他们头脑中社会丑陋的那一面，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满足自我道德感的好方式，但用这种”没有一个好人“的视角来描述现实，甚至是政治问题，那就是想当然的天真。 泯灭人性的，不只是人，更是环境，更是制度，这就是为什么《飞越疯人院》能成为经典而本片不能，因为将人与环境与体制割裂开，是最粗暴的叙事方法，而环境也好体制也罢，也绝不能停留在类似柯南那种”政治家的后代也是政治家，银行家的后代也是银行家“的简单描述上——因为这些种种的描述，都丝毫无助于我们警惕体制对人的改造作用，一如军人整齐的着装和内务，背后隐含的是纪律的绝对和个性的微不足道，一如银行要求你必须微笑待客但你心里已经骂遍人家祖宗十八代，到头来，你忽视的这些细节，却渐渐地改造了你，而这时你站出来大骂一句”体制就是错误“将会显得十分的矫情。 该片的评分，以及众多”中国拍不出这种片子“的评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后者的字面意思也毫无错误，但说话是不能没有语境的，如果你认为本片忠实的反映了社会现实，那我只好说——这真的不是现实。 PS：我对导演刻意模糊和弱化恐怖分子的个人形象这一点很不满意，无论个人遭受了多大的屈辱，用这种伤害平民的方式，都只能印证鲁迅的那句话，怯者愤怒，抽刀更向弱者——任何对这个中二少年的行为而不是遭遇，有一丝同情的人，都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因为，你随时可能成为那座断桥上的人。